梳理日本的“祭祀”文化，谈谈为何“祭祀”

与日本国家构建有关联

如果用“克己复礼”“天下大同”来笼统的表述中国传统精神世界的话，那么日本则是“日本神国、天孙国主”的精神境况，即以神道信仰为核心的社会价值取向。

而神道教的信仰核心就在于“祭祀”，古语云“上古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原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神道教就是融合了原始信仰、中国佛道思想而诞生的日本传统信仰，并在日本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以“伊势神宫”为核心的民族国家祭祀

一、伊势神宫的发端

伊势神宫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纪，这个时间正是日本从部落联盟走向封建制国家的过渡时期，也是日本神道教的发轫时期。

据传说是日本主神天照大神派遣孙子琼琼杵尊来到日本治理日本国并将伊势国作为国都，在这里建设了供奉天照大神的神宫，当时称作“神篱”、“祠”。从此神道信仰在日本蔓延开来。

而伊势神宫在神道教信仰中成为类似中国“孔庙”一般地位，还要归功于佛教对于神道教的冲击，在七世纪，佛教传入日本后，很快成为国家法定信仰，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推崇。

但是佛教教义无法有效解释日本原始神话，由此神道教开始了改革，通过天皇下令编纂的《日本书纪》和《古事纪》，将伊势神宫——这一日本最古老的的神社与天照大神的居所对应，“后迁于伊势，作为天照大神的御馔神、食物神和农业神驻扎于此”

之后又利用日本著名经文撰释《仙宫》和《深释》强调“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夫崇神敬祖，则不绝宗庙，经纶天业”把祭祀的重要性提高到和“宗庙”“天业”并行的地位，这也就奠定了伊势神宫作为日本神道教祭祀总坛的法定地位，由此伊势神宫成为日本信仰最高殿堂。

朱子理学传入日本后，吉田神道和江户国学又通过“物哀”“幽情”“和意”等理念，通过着重阐发个人情感的重要性来对抗朱熹所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又引入神道教理论，以宗教祭祀的理论根基来对抗儒家“以人为本”的现世观念。

从而成为幕府的主流里理论。而国学和吉田神道中蕴含的“舍生”“重国而轻身”的深厚民粹主义倾向的思想也成为后世明治维新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之一。

二、祭祀理念与现代民族国家主义的结合

时间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侵略势力的深入，“尊王攘夷”“国体论”等一些为对抗西方侵略的而诞生主张被提出。

正如中国近代反侵略主张大多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似的部分一样，日本为反侵略提出的主张也大量借用日本古代神话，比如会泽正治的《新论》就着重强调了“大尝祭”的重要作用，用以构建日本中心的话语体系。

日本的祭祀理念几乎伴随着神道信仰遍布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时间观念，以农耕周期的圆周循环性来强调祭祀的“共时”“连带”，通过时间的循环往复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明治维新之后，为进一步强化皇权，明治政府还是通过日本神话之中，天皇是“天照大神御统大和之人”的“君权神授”思想内涵来构筑日本国家话语体系。

其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将伊势神宫与天皇皇权绑定，通过设立“宫内三殿”、直接管辖伊势神宫、从国家层面确立“内宫”——也就是伊势神宫，为国家最高神社。

从此以后对于伊势神宫的祭祀由原先的个人自发性祭祀，转变为国家集体性祭祀，将神道教国家化，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政教一体，将神道教、日本国家、大和民族、天皇四者绑定，以祭祀神社为载体，构建了近代以来日本国家主义话语体系。

但这套话语体系的实质是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体，通过日本传统神话表现出来，而日本古神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祭祀，这套神话体系在民间是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明治政府以祭祀为核心向民众传递近代民族国家理念。

但由于这个体系天生带有“神国一体”的“基因”，对国家的忠诚极容易异化成对神明，也就是对君主个人忠诚，造成“愚忠”或“民粹主义”这也是后期日本堕入“军国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

二、以“靖国神社”为核心的英灵祭祀

一、英灵祭祀的源头

随着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完成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日本原先以“伊势神宫”为核心用来加强国民团结的国家祭祀就不再适合当时的日本了，在大正时代开始，日本开始转向以“靖国神社”为核心的英灵祭祀。

“英灵祭祀”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所建立的荣军院，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为国征战的伤残军人，之后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进一步发展，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收尾期，通过纪念为国牺牲的战士来达到激励国家士气的目的成为民族国家常用的方法。

而这一做法刚好与日本传统中看中“祭祀”的文化底蕴相类似，因此当二十世纪初“英灵祭祀”这一理念正式传入日本，迅速为日本民众所接受。而在这一时期，也是日本走向扩张的开始，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一战，日本的强大无不伴随着战争，“英灵祭祀”也就有了祭祀的基础。

二、靖国神社的发源与成长

靖国神社前身为东京招魂社，开始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的志士的，也就说进入这个招魂社的标准之一是为天皇尽忠而死，并不是为国尽忠。在一开始就为“靖国神社”的英灵祭祀蒙上一层并不十分光荣的开始。

1874年，天皇首次参加东京招魂社的祭祀，纪念西南战争中死难的政府军将士，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天皇作为神明和君主，去祭拜臣民是违反宗教伦理和政治伦理的，神不拜人，君不拜臣都是传统习俗，在当时的确惊世骇俗。

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正式成为仅次于伊势神宫的日本国家神社。

1887年神社归属海军省和陆军省管辖，从而获得了更大的权限和地位，甚至已经隐隐与伊势神宫平起平坐了。1936年各地招魂社被纳入国家编制，成为护国神社，建立了一套以靖国神社为顶点的国家英灵祭祀体系。

1940年《宗教管制法》实行，全国各宗教被统一管理，有的被强行取缔，并推出神道教为国家唯一信仰，而这时的神道教的核心早已变成了以“靖国神社”为核心的英灵祭祀宗教。

三、英灵祭祀的实质

上文提到过所谓的“英灵祭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念为国战死的英雄们的，且不论靖国神社里有多少是真正战死在保卫祖国，为人民谋福利的战场上的。

这些牌位被摆进靖国神社的人选中，或多或少的夹杂着政府或者说统治阶级的意愿，通过强行尊崇一些特定死亡将士的行为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民众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判断，甚至为了打压不同意见在动用行政手段和国家暴力机器来控制民众对于此类祭祀的绝对服从。

如1932年日本大正天皇参与了祭祀满蒙战争和上海会战中的死难将士，而这些人死亡完全是因为侵略所导致的，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如此大规模纪念在侵略战争中死难的士兵。

日本的一些学生以“信仰问题”拒绝参加祭祀大典，于是日本内务省和教育省以毕业相威胁逼迫学生们参加祭祀，还美化称学生参与祭祀是“不外为爱国心与忠诚之表现”。

靖国神社祭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侵略战争背书，美化侵略战争，天皇每次参加祭祀都是身着海军元帅的服装而不是像其他神社祭祀那样身穿燕尾服，或者日本禄服——日本传统天皇服装。

这表明了祭祀的目的性，也是在为军队的扩张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天皇的统治根基不再是民众对他的支持了，变成了军队。

祭祀——这一在日本国家构建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礼仪也成为了日本军界扩张的“装饰物”。天皇也从祭祀的实际主导者变成了祭祀礼仪必备的流程和吉祥物，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话语体系开始显露出它危险的一面。

民粹主义开始占据日本政治生态，祭祀最原始的“神人共存”“天地轮回”“忠孝节义”等等理念逐渐被当做糟粕剔除出祭祀的典礼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祭祀“成为了充斥着狂热战争分子的狂欢”

三、 总结

日本的祭祀文化随着神道教在日本扩展扎根于日本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直到今天，日本的神社依旧是日本人心灵的归宿地和祈愿地。

就像儒家在近代中国不断被拿出来，或作为改革指引，或作为对象批判一样，祭祀本身只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传统文化在日本太过深入人心。

因此政府无论要做什么一定要拿祭祀来证明它行为的合理性或者取得百姓支持，就这样祭祀文化从“伊势神宫”的国家话语构建到“靖国神社”的为侵略背书，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巩固统治、赢取民心；而祭祀只是载体，它未曾变化。

日本政府在利用祭祀时忘了一件事，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