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与早稻田大学并称「日本私学双雄」的庆应大学东馆门口上，镌刻的这句名言（拉丁语版），来自福泽谕吉《劝学篇》开篇的第一句话。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庆应大学东馆门口上，刻有拉丁语版的这句话。

作为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教育、经济、法制等方面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深刻影响了带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明治维新（福泽谕吉称为「王政维新」）运动。

▲福泽谕吉 1891年摄影日本银行发行的1万元纸币上的原画

日本政治学家、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更是在《福泽的「实学」的转回》中曾言：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在我国谈『启蒙』，几乎就是谈『福泽』，这样说并不过分。」

福泽谕吉之于日本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1898年，64岁的福泽谕吉决定口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让速记员记录下来，并亲自订正修改，遂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本《福泽谕吉自传》。

▲《福泽谕吉自传》作者：福泽谕吉译者：杨永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2016

▲《福泽谕吉自传》原稿日文为《福翁自传》

01.

爬出日本的野望

1834年，福泽谕吉出生在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中津藩。当时的幕府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所有国民被划分为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几个阶级，就连武士阶级内部，也被再细分为上士和下士。

在这种体制下，下级武士家的孩子不管多优秀，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上级武士，农民、工匠更是对武士阶层望尘莫及。生于下级武士家庭的福泽谕吉自幼便深谙这种制度的压抑与束缚。

在小福泽谕吉与同龄人交往的过程中，那些出身较好的孩子们横行霸道的阵势给他的内心留下很大的阴影。其他的孩子都是抱怨，福泽谕吉却与众不同，他说：

「你要是在这中津待下去，发表那种迂论是不管用的。如果心里不满的话，离开这里就算了，要是不离开，最好就别发牢骚！」

从那时起，福泽谕吉便有了「离开这里」的强烈愿望。

他逐渐意识到，分封制度下的人们之所以存在欺压的情况，源于政府自上而下对个人权利的欺压，个人的自由与权力无从谈起。这种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为他日后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并提出「私权」主张埋下了种子。

福泽谕吉开始一步一步地向上、向外攀爬，尝试爬出中津藩，爬出日本等级制度的牢笼。

02.

三见西洋「文明」

福泽谕吉是幸运的，当他决定要向外爬的时候，摸到 了「兰学」这个梯子。

1854年前后，日本兴起了「大谈炮术」的风气，而实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只与荷兰进行往来交流，福泽谕吉因此开始了兰学（也即荷兰学）的学习，并师从兰学家绪方洪庵，他在绪方学塾（医学学塾）中接触到生理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原著，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初步启蒙。

兰学的学习为福泽谕吉后来接触英文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拉开了他接触欧美文化的序幕。

从兰学转向学习英文不久，安政六年（1859年），福泽谕吉在苦苦恳求下得到了以舰长随从的身份搭乘「咸林丸」号赴往美国的机会，他终于第一次「爬」出了日本。

此后几年，福泽谕吉又先后两次被「公派」出国。虽然他在自传中回忆到，自己和同行者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感受到极大的不适应，像「新娘子一样的谨小慎微」。但正是这些经历，令福泽谕吉领略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

他在自传中提到：

「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欧洲各国的时候，只把那些原文著作中不懂的问题弄清楚……根据所闻一点一点地这样记下来……例如在欧洲有所谓医院这种设施，然而它的开支怎样解决？由谁负担？还有所谓银行这种机构，它的金钱收入与支付如何办理？邮政法也在执行，然而该法的旨趣如何……」

福泽谕吉将了解到的有关欧洲的信息收集起来，与动荡的日本进行对比，他越发清晰地认识到，日本所要经历的，不是简单的政治改革，而是涵括社会生活整体面向的「文明转型」。

因此当他回国后，便将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国债、博物馆、博览会等大大小小的事物记录在《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等书中。

正如福泽谕吉在《福泽谕吉全集绪言》所说的那样，他记录这些西方见闻的目的，是「利用通俗易懂的文章，以使广大民众普遍获得文明的新思想」。这些书籍的出版，是福泽谕吉著书介绍西洋文明的开始，也是他思想启蒙事业的开端。

然而，想要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进行思想启蒙，困难重重。当时的日本人对现代西方文明几乎毫无了解。

1863年，萨摩藩曾与英军在鹿儿岛湾交战，英军因急于「逃」走而遗弃了一只船锚。但萨摩藩一方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普通的船锚其实是重要的「战利品」。所以当英军提出归还要求时，他们竟然真的二话不说就将船锚送了回去。

这样一来，原本是胜负未定的局面，日本却自己将自己置于了一种「不败而败」的窘境。

这件事让福泽谕吉深为感慨，他在自传中写道：

「当时日本人不懂国际法就到了这种地步。」

03.

「好日」将至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在文化方面始终推崇儒学，希望通过儒学的「三纲五常」来培养出对幕府绝对效忠之人。因此当时学校的教材则多以儒学、汉诗为主。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缺失导致当时的学生们对西方近代科学几乎一无所知，日本的科学技术更是与西方国家相距甚远。

经济方面，德川幕府为了维护统治，对商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打压。但在打压商业的同时，农业的收益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所以导致农民在「旱涝不保收」的情况下，往往不顾禁令转而从商。

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开始向外进行扩张，而日本国内正值德川幕府统治晚期，社会矛盾尖锐，阶级之间对立。商人为主体的城市中间阶层正逐渐发展壮大，并开始为自身的权益而与幕府对立起来。幕府的不作为更是令各藩志士想要群起而推之，「倒幕」的势力结成了联盟。

在西方国家的冲击和内在矛盾尖锐的背景下，日本支持维新的势力在日本开展了多方面的现代化改革，这就是「王政维新」。

明治政府的成立令很多热衷名利的人欢欣鼓舞，而对政治事务毫不感冒的福泽谕吉却默默办起了学校。

因为在福泽谕吉看来：

「日本国内的士族不消说了，就连一般的农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识一点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总想靠笼络政府以图发财，那种情况有如苍蝇聚集在腐食上一样。」

不仅如此，他还说道：

「新政府的哪些人物的举止行动都带有儒教的糟粕，他们只爱仿效古学的保守主义而大摆其臭架子……这种情况实在无法改变，我真失望了……政治一事听其演变好了，自己只想把所学的洋学传授给后生，并全力以赴地努力从事翻译、著作，尽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决心这样做，说不定也许侥幸能把我国同胞引向文明世界。」

由于正逢德川幕府倒台，福泽谕吉便以当时的元号「庆应」将学校命名为「庆应义塾」，这就是今天「庆应大学」的前身。

自传中，他回忆说：

「当时我是怀着一片热心，想在日本提倡洋学，一定要使日本成为西洋文明的向导，宛如西洋文明的东道主。」

福泽谕吉看到，只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思想才是真正能够扭转国家乾坤的因素。他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道：

「我的教育主张是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另外，在道德方面，我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我还主张应该修养身心」

他还将自己比作「恩将仇报」的汉学叛徒，并解释说：

「我与汉学为敌到此种地步，乃是因为我相信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那么西洋文明就很难传入我国。」

福泽谕吉将自己的全部教育思想在办理义塾的过程中付诸实践。他开了日本教育需要支付学费的先河，并以自己带回来的外文书为主要资源，专于教授英文，学生们后来甚至到了「对于任何英文书都能熟读，但对日本的书信却看不懂」的地步。

而这一切，都酝酿着福泽谕吉后来更为成熟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04.

「脱亚入欧」

晚年的福泽谕吉一面继续与名利、政治保持疏离，另一方面，也逐渐站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

明治十四年（1881年）前后，日本政府内部发生政变，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教育法的修订和「儒教主义」的复苏让福泽谕吉「坐不住」了。

面对这样的局势，他认为「政府如同一个国家的主人，国民即是客人，主人没做任何款待而在客人见面之前就闹起对立来，实在可笑！」

所以，他终于决定要以言论来鼓动天下人心。

福泽谕吉先是在《报知新闻》发表了一篇倡导「国会论」的文章，后来又办起了《时事新报》，并于明治十八年（1885年）3月，将著名的《脱亚论》发表其上。

早在《文明史概略》中，福泽谕吉就阐述了他对于「文明」的理解。他认为，文明是不断发展的，包括工商业、科学技术、政法制度等各个方面，并认为一国之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人们的德智水准。

他将文明分为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非洲、澳洲为代表的「野蛮社会」，以中国、土耳其和日本为代表的「半开化社会」，以及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文明社会」。

他在《脱亚论》中指出，西方文明之于东亚各国就如同从长崎传入东京的麻疹一般无法阻挡，东亚各国终将被西洋文明所征服。所以，日本不如对西洋文明采取「早浴其风气」的态度，而与东亚各国断交。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提出的「脱亚入欧」思想，对促进日本现代化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过，正如日本研究专家周颂伦先生在论文《文明「入欧」与政治「脱亚」》中所提到的，福泽谕吉所述并非先「脱亚」后「入欧」，也不是二者同时进行，而是「先有文明层面的『入欧』，后有政治层面的『脱亚』」。

也就是说，「脱亚」一词，实际上是入侵其他国家的反语。

05.

一人之独立、国家之独立

作为日本社会近代转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福泽谕吉对于启蒙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推动日本资产阶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在将西方启蒙思想带入日本的过程中，并非全盘接纳，而是通过吸收其中有利于日本文明开化的部分，进行「日本特色」的启蒙。

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时，福泽谕吉还在《施政迩言》中提倡「政治的目的在于使国民的最大多数得到最大的幸福」，但他后来却认为「政府如同一个国家的主人，国民即是客人」，但这并非他前后思想不一致，也不是他由早期的个人主义者，变成了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恰恰相反，福泽谕吉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在成书于福泽谕吉思想成熟期的《劝学篇》中，他写下了开篇所提的那句强调个人自由平等，体现民权思想的「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这句话所强调的，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

福泽谕吉意在表明当个人面对比自己「强」的对手时，不必奴颜屈膝，而要颠覆传统的等级制度。

此外，当国家遇到强敌时也不必因船坚炮利而恐慌，因为国与国之间本来也是平等，没有等级高低之分，实力较强的一方不过是后天「学习」得好一点罢了。

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这足以看出，福泽谕吉的根本目的，终究是落在国家层面而非个人。

正如丸山真男在《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中认为的那样，福泽谕吉的最终目标是国家自主性，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确立人格内面的独立性才能实现」。

丸山总结道：

「福泽既不是单纯的个人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者，而且亦非一面是个人主义，另一面是国家主义的两面持有者。应该说，他正因为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才是国家主义者。」

06.

华夏东渡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到了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日本。抵日后，他住在伊藤博文、犬养毅等人安排的住处，对福泽谕吉的思想和启蒙活动有了深入了解，并深受其文明三阶段论影响，发表了《文明三界之别》一文。

梁启超回国之后，1903年，他将自己翻译的福泽谕吉作品，以《日本大儒福泽谕吉语录》为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

梁启超不仅吸收、介绍福泽谕吉的思想，还在福泽谕吉重视个人德智修养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公德」与「私德」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他的「新民」思想及启蒙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折射着福泽谕吉「文明开化」理论和「独立自尊」思想的影子。

福泽谕吉在自传中曾说过：

「如果满清政府依然如故的话，那么所谓把中国导向文明开化的地步实是一场空话……如果要使人心更新、国家文明，除推翻中央政府一途之外，恐别无良策。」

而后来在中国提出「三民」一说，并领导了武装革命的孙中山，无疑成为了福泽谕吉这一预言的最初实践者。

福泽谕吉一生中不仅投身教育事业和思想启蒙，还对日本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做了强有力的推动。日本的「经济学」一词、复式记账法，以至保险行业等，无一不是由福泽谕吉带到日本。

1984年，福泽谕吉取代伊藤博文被印在一万日元的纸币上，由于原计划中十万和五万面值的纸币最终没有发行，他便成为了日本最大面值纸币上的人物。

从某种角度来讲，促使日本经济焕然一新，并推动了日本全方位改革的福泽谕吉，也当真承受得起这样「最高价值」的认可。